行為人（下稱甲）可能成立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︰
客觀上，行為人甲奪取A之手機，該當強暴要件。
又本罪是一個結果犯，有疑問的是，本罪之行為結果是什麼？
甲說認為，應以「被害人因強制力而行為、不行為或容忍」[1]。
乙說認為，本條明定「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礙行使權利」。
本文認為，既然現行法已經有此明定，那我們就以乙說為可採（這也是多數說觀點[2]）。
客觀上，行為人是否該當「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礙行使權利」要素，實際上就是在討論，如果被害人A有此權利或無此義務（得保有手機、無須忍受他人強奪），那麼行為人的強制行為，就該當行為結果；若被害人無此權利或有此義務（不得保有犯罪工具、須忍受他人搶奪），則行為人便不該當此要素。
學者認為，判斷標準不在於「權利與義務」究竟如何認定，而是「此種強制行為所欲達到之特定目的，是不是在社會評價上令人難以忍受？」[3]
本案中，甲取走A之手機，手段固然具有可非難性（為何不事後檢舉？），但是其目的（在於保全犯罪證據、阻止犯罪發生）卻欠缺可非難性，此時甲之「手段─目的」會是社會所難以忍受的嗎？這裡涉及「價值判斷」（也就是各位的價值觀），留待讀者思考。
最後，倘吾人肯定其不具可非難性，則甲便不該當「使人行無義務之事…」，而不成立本罪。倘肯定其具備可非難性，則甲便該當此要素，具備違法性。不過在此處，甲誤認其行為合法，以為法律並不處罰保全犯罪證據之行為，應可藉由刑法第16條減輕或免除罪責。如果免除罪責，則是不成立犯罪，若是減輕，則是成立犯罪但得減刑。
我們必須留意，不是所有的阻止犯罪、防止危險、維護公益，都能夠阻卻違法。典型的，看到有人正要被殺，而出手相救幹掉犯人，得依照正當防衛而阻卻（殺人罪）違法，但正當防衛則限於「防衛權利」，或者，看到天外飛來一顆棒球要砸中被害人，而出手將棒球打向旁人，得依照緊急避難阻卻違法，但應限於「緊急避難情狀」且「高度法益危害」。或著，為了追趕現行犯，而將現行犯拗送警局，得依照現行犯逮捕（刑事訴訟法第88條[4]）而阻卻違法。然而，本案中，保全犯罪證據並無作為阻卻違法事由的可能，惟強制罪本身即須積極建構不法的認定[5]。
註腳
- 許澤天，刑法分則（下）人格法益篇，2019.9.，1版，頁189。
- 韓忠謨，刑法各論，1970，2版，頁374；林山田，刑法各罪論（上），2006，5版，頁202；甘添貴，刑法各論（上），2014，4版，頁136；陳子平，各論（上），2015，2版，頁169。
- 許澤天，同註1，頁190-198。
- 刑事訴訟法第88條︰「現行犯，不問何人得逕行逮捕之。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，為現行犯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以現行犯論：一、被追呼為犯罪人者。二、因持有兇器、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、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，顯可疑為犯罪人者。」
- 多數犯罪在行為人該當構成要件後，便會推定違法，因此，行為人必須積極表明其行為「合法性」，稱為阻卻違法。至於，強制罪則因為構成要件不足以推定違法，因此其違法性須藉由「可受非難」加以積極證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