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回答您的提問。
何謂加重結果犯？
加重結果犯，實為了處理兩相時常伴隨發生的犯罪，而特別規範的犯罪類型。例如，一行為人僅出於傷害故意的犯意，對被害人施以重拳，結果該名被害人竟因此死亡。此情況下，行為人犯故意傷害罪（§227I）以及過失致死罪（§276），兩罪處於想像競合。惟刑法另外定有「傷害致死罪（§227II）」以取代兩罪在競合上產生的爭議，故法院僅須論處行為人犯傷害致死罪，即為已足。[1]
此為加重結果犯，典型的立法模式（§17），即︰故意行為[2]＋過失加重結果。
因果關係的認定︰
由加重結果犯的立法來看，一行為同時觸犯兩罪，前罪為故意犯，後罪為過失犯，並經立法將兩罪的競合關係合而為一，成立加重結果犯。就此點而言，故意行為與過失結果間的因果關係，採取學說上之「條件理論＋客觀歸責」或實務上「相當因果關係」並不有結論上的差異。亦即，無論採取何種見解，通常不影響因果關係的成立與否。
「特殊危險與直接關聯性」︰學說上存有以故意行為與過失結果間是否存在「特殊危險及直接的關聯性」來判斷其間之因果關係[3]。
本文認為，加重結果犯在立法層次，便很難通過違憲審查。「何以這些犯罪類型，應該要合併成為一個加重結果犯，而其他的犯罪類型就不用合併呢？從因果關聯性來看，何以某些罪與他罪應該合併呢？」這項問題即加重結果犯在憲法平等原則的違憲疑義。學說給出的回應是，因為這兩相結合的犯罪間具有「特殊的危險與直接關聯性」，比起其他兩犯罪成立想像競合時，僅存有一般因果關係，因此行為人在行為不法提高，刑法就此加重處罰行為人，並無違反平等原則。
就此而言，特殊危險與直接關聯原作為加重結果犯在合憲上的理由，實際上並非判斷故意行為與過失結果間因果關係的判準，因為「特殊危險與直接關聯」只是在因果關係上填補平等原則的違憲疑義，而非提供一個更新的判準（倒不如說，是一個更嚴格的因果關係判準）。
案例︰
| 甲見乙一人獨自回家，便尾隨其後。當乙開啟家門後，甲便從後方撲上且強拉乙進入屋內實行後，將其性器官與乙進行交合。事後，乙因羞憤難耐而從房間窗戶掉下自殺。 |
無加重結果犯之立法︰本例題中，甲的行為犯刑法第221條之強制性交罪，以及可能違犯過失致死罪。那在此必須討論，行為人甲的性交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是否存有因果關係，以及縱使具備因果關係後，甲對於乙的死亡結果是否存有預見的可能性。最後，兩罪均成罪後，成立想像競合。
註腳
- 林鈺雄，新刑法總則，2016年九月，第五版，頁604
- 故意結果是否該當，即犯行是否既遂，在所不問。
- 林鈺雄，同註一，頁94
- 林氏在此的論述是，若在故意行為與過失結果間僅僅討論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，那麼死亡結果明顯是因為被害人或第三人介入所致，就應否定此種直接及危險關聯性而不能論以本罪之加重結果犯。（參照，林鈺雄，同註一，頁98）然而，本文認為添加此「直接及危險關聯性」加強因果關係實為不必要，蓋縱使有第三人介入的情形，亦能採取因果關係中斷，來解決此爭議。
- 林氏亦以一例說明，甲受到乙的毆打，後因逃避而衝至馬路上，遭車輛撞死。就此例而言，林氏認為甲的傷害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，但不具備直接及危險關聯性，故甲不犯傷害致死罪。（參照，林鈺雄，同註一，頁99）惟本文認為，甲的傷害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，恐難認為具有常態關聯性（受到毆打後，竟衝向馬路），因此不具備客觀歸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