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來說，我國法律條文的文字，是由中文（或華語）寫成，既然大家都能讀懂中文，那麼大家都能瞭解法律條文到底在說什麼嗎？其實很難。法律為了要能普遍適用到社會上的所有事物，往往會使用很抽象的用語及概念，或者設計成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的形式；但是社會的運作往往很複雜且一直變動，在適用法律時又常會對於特定事實有所評價，這使得瞭解法律在說什麼、並且適用法律變得很困難[1]。即使是法律專業人士之間，也常針對法律解釋產生爭議。
因此，需要法律解釋的關鍵就在於法律用語往往很抽象。當我們在討論法律問題時，都是在討論：當人做了特定的行為（具體事實）時，這個行為會不會符合法律規定的特定條件（規範要件），因而發生一定的法律效果。在此套用、解釋（法律學習過程中稱為「涵攝」）的過程中，往往會發現有些法律概念的意義似乎有待釐清，此時就需要解釋法律，來瞭解法律規定的真正意涵[2]。
簡單用民法第6條規定[3]來舉例說明為什麼我們需要法律解釋。儘管我們都懂中文，也都知道人世間充滿了生離死別，但我們能透過閱讀中文的能力，知道民法第6條「權利能力」、「出生」或「死亡」的意義是什麼嗎？
具體來說，「始於出生」是指胎兒必須要從母親肚子出生，還是胎兒在母親肚子裡就開始算？如果必須要從肚子出生才算，那從母親產道露出頭來就算出生，還是必須要整個胎兒產出母體？那如果產出母體後胎兒沒有呼吸，還算是出生嗎？
另外，怎麼樣才是「終於死亡」的死亡？是指一個人呼吸停止還是沒有脈搏？又或者必須心臟停止跳動或心肺功能喪失？還是大腦停止運作才算是死亡？從這些問題可以看出，法律條文應該如何解釋，很難望文生義。
儘管我們需要法律解釋，但是法律解釋追求的目標或使命是什麼？討論上分為主觀說、客觀說[4]。
主觀說認為，法律解釋是在追求當初立法時，立法者的主觀意思，也就是他們對這個條文的看法、企圖和價值觀。理由在於：
客觀說認為，法律解釋是在闡釋法律內在的意義，而非追求立法者的主觀意思。理由在於：
經過前面的論爭後，客觀說逐漸成為主流，理由在於：
難以確定立法者真正的意思，以及意思不一致時又應以誰為準；
人們所信賴與遵循的，是法律的客觀表示，並非立法者的主觀意思；
主觀說容易使法律受限於過去立法者的意思，而不能適應社會需要。相較於此，客觀說則較容易補充或創造法律。
然而，學者也提醒，在認定法律規範意旨時，仍必須要探求立法者的意思，結合主觀說與客觀說，比較妥適[7]。因此或可以說，通說多半肯認，在解釋法律時仍必須考量立法者的意思。
為了理解法律條文的真正意涵，必須要解釋法律。但是解釋法律並不是空口白言或文字遊戲，而是必須依循幾個「標準」或者「方法」，即「法律解釋方法」。
法律解釋的方法或標準，傳統上分為四種：文義解釋、體系解釋、歷史解釋與目的解釋，簡單說明如下[8]：
是指藉由探求條文文字的可能意義，透過文字的意義來解釋法律。
是指解釋法律時要遵從、維護法律的體系，使同一用語、意義統一，且不同階層的法律規範不得相互抵觸。
指解釋法律時必須要探詢立法史與立法資料，瞭解立法者當初立法時的政策與追求的目的。
指解釋法律時，必須要考量法律的規範意義與目的，才能實踐法律的規定意旨。
各解釋方法的詳細內涵，請參考後續專文介紹。
註腳
李建良（2018），〈法學方法與基本權解釋方法導論〉，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》，第30卷第2期，頁237-277。 王澤鑑（2020），《民法總則》，第5版。 黃茂榮（2020），《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》，第7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