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官按照法定程序調查證據完畢後，接下來就要評估各項證據的價值，也就是評估這些證據的證明力。證據的「證明力」，與「證據能力」不可混為一談。前者是證據對於待證事實所能發揮證明程度的強弱問題，證明力愈強，愈能作出肯定的判斷，否則便是證據不足。後者是證據是否適格的問題，如果一項證據欠缺證據能力，就應當排除在法庭之外、不使用該證據，故法院根本不必進行調查，更談不上究竟有沒有證明力。
一、證明力與自由心證原則
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[1]，證據的證明力，是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，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。此在學術上稱為「自由心證原則」，與本文第（一）篇談的證據裁判原則，同屬證據法的基礎。
按照自由心證原則，法官對於證據證明力的有無及其強弱，有自由判斷的權限。與同條第2項合併觀察，在判斷證明力之前，先要有適格的證據，方能加以調查，然後進行評估、作出判斷[2]。這也是本文在第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各篇一再敘述「嚴格證明法則」的要求。「心證」一詞，是指裁判者在其內心產生確信。究竟怎麼樣經由評估而產生心證，雖由法官自由判斷，卻非隨意心證、漫無限制，除了遵守嚴格證明法則，還不許違背常情常理，不可逾越正確思考推理的邏輯規範[3]。
二、證明力如何判斷？
證據證明力的評估，要看具體個別案件情節而定，無法一概而論。但一般來說仍有原則可循，可以舉述下列各例以供參考：
（一）直接證據優於間接證據。
（二）物證、書證（含準書證）除非出於偽造變造，否則優於人證。
（三）被告的自白，即承認自己犯罪事實的口供，內容如果虛偽不實，即使並非違法取供，仍然應當排除不採[4]。
（四）證人如果是案件的被害人、告訴人或告發人，因為立場與被告對立，所述證詞能否採信，仍須調查其他的補強證據佐證[5]，只要是與被害人的指述為綜合判斷後，可以認定犯罪事實，都可以作為佐證的補強證據，例如：被害人自己寫的日記[6]。對於遭性侵害之被害人，尤其兒童被害人的證詞，應當衡酌全盤情況（例如恐懼程度或表達能力）審慎評估[7]。
三、法院如何依證據法則作出判決？
待證事實得到證實的程度如何，無法採用數字來作量化表示，客觀上不可能形成已證明70％或已證明99％的標準。既然犯罪事實的全貌，其實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證明的程度，如果達到甚為接近真相的地步，就已經難能可貴了。參考最高法院判例的意旨[8]，訴訟上的證明，必須達到通常一般人都不會有所懷疑，而能得到確信是真實的程度，才可以對被告作出有罪的認定。倘若尚未達到此一證明程度，而有合理懷疑的存在時，法院就要作出被告無罪的判決。罪疑唯輕，古有明訓。這就是一般所說「超越合理懷疑[9]」的意思，假如未能超越，便是罪證不足，應當回歸無罪推定原則，判決被告無罪。
前面系列文章與前文均提到的嚴格證明法則，即需要合法取得證據、以法定程序加以調查而言，是針對涉及具體刑罰權的犯罪事實及其相關事實（例如刑罰加重、減輕、免責等事項）需恪守之原則。與此相對，尚有「自由證明法則」，就證據之調查較為寬鬆、不作嚴格要求。例如法院所作的不受理判決，並不涉及犯罪事實的判斷，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，可以不經過言詞辯論，不必開庭就能判決，便是省略了調查證據程序[10]；又如刑法第57條要求審酌判刑輕重的各種情狀[11]，諸如被告的品行、智識程度等事項的證明，參考最高法院的判例[12]，只需採取自由證明即可。
註腳
-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：「證據之證明力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。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。」
-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：「無證據能力、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，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。」
- 判決書中亦須詳述形成心證之理由，例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81號刑事判決：「……，已詳述其調查、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形成心證之理由。所為論斷，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，於法並無不合。」
- 詳細說明，參照朱石炎（2022），《刑事訴訟法論》，頁224。
-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號刑事判決：「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，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。從而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，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，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，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，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，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，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。」
-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363號刑事判決：「本件Ｃ女所製作之日記，係Ｃ女就親身經歷且具私密性之事實，依時間順序例行而為記載，屬Ｃ女對前揭事實尚存有記憶之際所作成心情寫照之文書。參之上訴人係於九十八年間始被舉發涉犯本件性侵害罪嫌，而Ｃ女之日記係從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記錄到九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止，有第一審勘驗該日記之勘驗筆錄可稽。是Ｃ女製作該日記，並無預見日後可能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，虛偽之可能性甚微，本質上應具有可信賴性，原判決因而以Ｃ女書寫之該日記，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，認具有證據能力，核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三款之規定，並無不合。」
-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89號刑事判決：「性侵害犯罪具有隱密、調查不易之特性，在無第三人親睹其事下，若加害人否認犯行，往往淪於雙方各執一詞之困境，因之，被害人之指述固須有補強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，始得採為加害人論罪科刑之基礎。然得據以佐證者，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加害人的犯罪實行，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的指述為綜合判斷，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，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。」
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27號刑事判決：「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被害人除生理遭受傷害外，心理層面亦受害匪淺，尤其是兒童或少年受到家庭成員之性侵害時，被害人常因為欠缺取證、說明之能力，且涉及家人信任與經濟、生活之依賴考量，乃至於『家醜』事件對家內成員所造成之壓力反應，而選擇隱忍，甚至試圖遺忘被害過程、淡化羞辱感受，藉以維持基本生活，直到發生重大衝突事件，才會全盤說出。」 -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例：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，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，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；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，其為訴訟上之證明，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，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，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，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，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，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，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，因而為無罪之判決，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」
-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74號刑事判決：「而各證據間，就待證事實之存否，能彼此印證、互為補強，並輔以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，而綜合判斷是否已達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，自屬適法。」
-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：「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：
一、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。
二、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，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。
三、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，未經告訴、請求或其告訴、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。
四、曾為不起訴處分、撤回起訴或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，而違背第二百六十條第一項之規定再行起訴。
五、被告死亡或為被告之法人已不存續。
六、對於被告無審判權。
七、依第八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307條：「第一百六十一條第四項、第三百零二條至第三百零四條之判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。」 - 中華民國刑法第57條：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重之標準：
一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。
二、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。
三、犯罪之手段。
四、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。
五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。
六、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。
七、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。
八、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
九、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
十、犯罪後之態度。」 - 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5658號刑事判例：「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，雖為單純科刑應行審酌之情狀（刑法第五十七條第八款），非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，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，然所謂自由證明，係指使用之證據，其證據能力或證據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而已，其關於此項科刑審酌之裁量事項之認定，仍應與卷存證據相符，始屬適法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