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官按照法定程序調查證據完畢後，接下來就要評估各項證據的價值，也就是評估這些證據的證明力。證據的「證明力」，與「證據能力」不可混為一談。前者是證據對於待證事實所能發揮證明程度的強弱問題，證明力愈強，愈能作出肯定的判斷，否則便是證據不足。後者是證據是否適格的問題，如果一項證據欠缺證據能力，就應當排除在法庭之外、不使用該證據，故法院根本不必進行調查，更談不上究竟有沒有證明力。
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[1]，證據的證明力，是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，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。此在學術上稱為「自由心證原則」，與本文第（一）篇談的證據裁判原則，同屬證據法的基礎。 按照自由心證原則，法官對於證據證明力的有無及其強弱，有自由判斷的權限。與同條第2項合併觀察，在判斷證明力之前，先要有適格的證據，方能加以調查，然後進行評估、作出判斷[2]。這也是本文在第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各篇一再敘述「嚴格證明法則」的要求。「心證」一詞，是指裁判者在其內心產生確信。究竟怎麼樣經由評估而產生心證，雖由法官自由判斷，卻非隨意心證、漫無限制，除了遵守嚴格證明法則，還不許違背常情常理，不可逾越正確思考推理的邏輯規範[3]。
證據證明力的評估，要看具體個別案件情節而定，無法一概而論。但一般來說仍有原則可循，可以舉述下列各例以供參考：
（一）直接證據優於間接證據。
（二）物證、書證（含準書證）除非出於偽造變造，否則優於人證。
（三）被告的自白，即承認自己犯罪事實的口供，內容如果虛偽不實，即使並非違法取供，仍然應當排除不採[4]。
（四）證人如果是案件的被害人、告訴人或告發人，因為立場與被告對立，所述證詞能否採信，仍須調查其他的補強證據佐證[5]，只要是與被害人的指述為綜合判斷後，可以認定犯罪事實，都可以作為佐證的補強證據，例如：被害人自己寫的日記[6]。對於遭性侵害之被害人，尤其兒童被害人的證詞，應當衡酌全盤情況（例如恐懼程度或表達能力）審慎評估[7]。
待證事實得到證實的程度如何，無法採用數字來作量化表示，客觀上不可能形成已證明70％或已證明99％的標準。既然犯罪事實的全貌，其實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證明的程度，如果達到甚為接近真相的地步，就已經難能可貴了。參考最高法院判例的意旨[8]，訴訟上的證明，必須達到通常一般人都不會有所懷疑，而能得到確信是真實的程度，才可以對被告作出有罪的認定。倘若尚未達到此一證明程度，而有合理懷疑的存在時，法院就要作出被告無罪的判決。罪疑唯輕，古有明訓。這就是一般所說「超越合理懷疑[9]」的意思，假如未能超越，便是罪證不足，應當回歸無罪推定原則，判決被告無罪。 前面系列文章與前文均提到的嚴格證明法則，即需要合法取得證據、以法定程序加以調查而言，是針對涉及具體刑罰權的犯罪事實及其相關事實（例如刑罰加重、減輕、免責等事項）需恪守之原則。與此相對，尚有「自由證明法則」，就證據之調查較為寬鬆、不作嚴格要求。例如法院所作的不受理判決，並不涉及犯罪事實的判斷，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，可以不經過言詞辯論，不必開庭就能判決，便是省略了調查證據程序[10]；又如刑法第57條要求審酌判刑輕重的各種情狀[11]，諸如被告的品行、智識程度等事項的證明，參考最高法院的判例[12]，只需採取自由證明即可。
註腳
徐一夫（2022），《何謂「自由心證」？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