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[1]及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2[2]的規定，不論是法官、檢察官訊問被告，或是司法警察（官）在詢問犯罪嫌疑人時，原則上均應全程錄音，必要時還需要全程錄影，僅有在情況急迫且筆錄有記明的情況下，才能例外不錄音。
而所謂偵訊，其實就是透過訊（詢）問被告的方式來偵查案情，兩者的不同在於，前者是由檢察官或法官為之，後者則是由司法警察（官）為之；若受偵訊者收到通知後卻拒絕按時應訊（詢），前者檢察官或法官可以核發拘票直接強制受偵訊者到案，若是後者，則司法警察（官）只能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，而無法直接強制受偵訊者到案[3]。
全程錄音、錄影的目的主要有二，其一是確保受偵訊者陳述的任意性，以免冤案生。其二則是建立偵訊筆錄的公信力、杜絕紛爭。
就確保受偵訊者陳述的任意性而言，刑事訴訟有所謂五大證據方法（被告的自白、證人的證言、鑑定人的鑑定報告、勘驗地的勘驗筆錄以及文書），但實務上向來特別著重被告的自白[4]，尤其是案發後第一次偵訊時的自白，因為實務認為第一次受偵訊時距離案發時間較近，被告的記憶應該較清楚，錯誤陳述的機率比較低，此外，一般人第一次受偵訊時壓力較大，說謊的機率也比較低（這就是所謂的「案重初供」）。因此在過去法治尚不發達的年代，有時候檢警為了取得被告自白，就會有屈打成招的情況發生，以至於發生了不少冤案。因此，有了全程錄音、甚至是錄影，就可以檢驗被告自白時有無受到外力壓迫，進而避免冤案發生。
就建立偵訊筆錄的公信力而言，如同前述，過去發生了不少冤案，連帶的也使人民普遍對司法不太信任。在沒有錄音、錄影的情況下，人民就會懷疑偵訊時是否有刑求、偵訊筆錄是不是經過偽造、變造。因此只有透過錄音、錄影的公開方式，才能重新建立起民眾對司法的信任；此外，當受偵訊者表示遭刑求時，也能透過錄音、錄影還原當時狀況，達到毋枉毋縱的效果。
依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2項的規定，如果錄音的內容與筆錄不符時，原則上筆錄與錄音不符的部分不得作為證據，只有在情況急迫來不及錄音的例外情況，才可能採為證據。
偵訊時未錄音、錄影而做成的筆錄，能否作為證據使用，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，學說、實務則有以下不同看法：
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2項「陳述與錄音內容不符者，其不符之部分，不得做為證據」的規定，認定未全程錄音取得之供述無證據能力。
目前多數實務採此見解，認為違反全程連續錄音的規定，是實施刑事訴訟的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，故取得的證據有無證據能力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[7]的規定，權衡公共利益及人權保障後決定之。
錄音的目的之一是在確保受偵訊者陳述的任意性，因此在偵查機關違反錄音之規定時，應先推定取得的陳述非出於任意性而無證據能力；但基於「證據越充分越有利於實體真實發現」，故仍應賦予偵查機關舉證證明該供述出於任意性的機會。
註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