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涉嫌觸犯貪污犯罪[1]，然該案件仍有其他未明的共犯尚未被追查到案，檢察官在訊問被告A時，即向A表示：「你如果願意就其他共犯的案情出面作證，我就會讓你當污點證人，可以不用關喔！」。
被告A因此動搖，而供出同案其他共犯B、C的犯罪事實，此時，就B、C的案情，原先身為同案共犯的「被告」A即被轉列為「證人」，在後續檢察官因A出面作證，而可追訴B、C的犯行時，被告A即變成B、C程序中的「污點證人」，可能獲得減輕或免除刑罰的判決[2]。
然而，當B、C也變為同案被告時，B、C的辯護人認為A在檢察官面前所做不利於B、C的證述，依法應該無法成為法官審判B、C有罪與否的證據。於此案中，被告A的供詞可以作為法庭上的證據嗎[3]？
註腳
在上一篇文章中[1]，聊到了證人保護法與污點證人的內容，依法可以讓涉嫌嚴重刑案的共犯，在認罪且經檢察官同意後，從被告轉作污點證人，並獲得緩刑或不起訴處分，並且讓檢察官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追訴犯罪。
然而，在追求偵查與犯罪追訴效果的同時，不免引人憂心。污點證人的制度，是否會讓案件中的共犯們，為了獲得緩刑或不起訴處分，而對案件內容刻意說謊？又或者，檢察官是否會為了要快速結案，而利用權勢誘導、暗示等不正訊問的方式，以取得共犯們的自白？（見圖1）
於前面的案例中，因為污點證人相關規定中，設有可減輕或免除刑罰的誘因[2]，被告A有可能會為了讓自己免受刑事責任的追訴，而有可能在檢察官面前供出不實的事實。就會讓其他共犯B、C有平白蒙受不利追訴的風險。因此，B、C的辯護人，為了共犯B、C的權利，即有可能會主張被告Ａ的供述不具備證據能力，而認為法官不能據A的供述審判共犯B、C。
關於這個問題，有實務見解認為[3]，因為污點證人可享有因供述而減免刑罰的優惠，所以污點證人供述的可信度比一般人更低。此時，若要以污點證人的供述作為其他共犯的犯罪事證，必須要再加上其他補強證據才行。也就是說，法官不得單以污點證人的供述作為其他共犯有罪的證據，而必須再加上其他客觀事實為證，讓人足以相信污點證人的供述的真實性，以避免過於仰賴污點證人的供述，而疏忽了整體犯罪事實，進而塑造出對於其他共犯十分不利的訴訟環境。
於前面的案例中，檢察官若能從A的供述中，取得其他共犯B、C的犯罪事實，將大大增加後續追訴B、C犯行的可能。因此，檢察官在訊問Ａ時，即有可能為了追訴犯罪的便利性，藉由證人保護法有減輕或免除刑罰的規定，誘使被告A轉作污點證人，如果檢察官其實根本沒有讓A當污點證人的意思，就是用不正當的方法迫使A轉作證人，供出B、C的犯罪事實[4]。
刑事訴訟法第156條規定，禁止犯罪偵查機關，以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……等不正方法訊問被告、取得被告證言，目的是為了確保被告在自白時，皆是出於個人自由意志，任意、真實的陳述[5]。若違反此規定，則該證據依法不具備證據能力，另外，如果該自白是由檢察官所提出時，檢察官具有證明證據是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，並非出於不正訊問的責任[6]，藉此避免國家公權力不當限制被告的權利[7]。
但是，我國證人保護法卻沒有保障自白任意性的規定，這讓檢察官在取得被告自白的訊問過程中，一方面可藉由證人保護法，利誘被告轉污點證人作出陳述；另一方面卻不用對污點證人自白的任意性、真實性負起擔保的責任。此時污點證人將變成檢察官濫權的工具，而作出不利於其他共犯的陳述，在證人保護法的漏洞之下，恐怕會讓同案的其他共犯，處於非常十分不利的境地中。
綜合來說，雖然污點證人制度的立意良善，但仍有為德不卒的地方。實務上曾出現，法官僅憑藉污點證人對其他共犯的不利自白，在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補強證據，支持污點證人證言的可信度之下，法官即准許羈押同案其他共犯的案例[8]。因此，不免有專家學者認為，若後續可以針對污點證人的自白，有更多事後客觀的驗證機制，才更可能避免此類案件發生[9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