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科編輯室專欄／從柯文哲京華城案，認識貪污治罪條例、收賄罪與圖利罪

一、貪污治罪條例和刑法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？

1963年，正值動員勘亂時期，在當時「亂世用重典」的時代背景之下，雖然刑法「瀆職罪章」已有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」、「圖利罪」等規定，但立法機關認為為了有效遏止公務員貪瀆犯罪，仍有必要另外制定特別的規範，「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」應運而生^[1]。

隨著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結束，「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」於1992年更名為「貪污治罪條例」並沿用至今。歷經多次修正後，現行的貪污治罪條例與刑法之間為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係。貪污治罪條例對於貪污犯罪類型有更詳細的定義，並科予較重的處罰^[2]，應優先適用。

雖然有學者批評貪污治罪條例存在許多立法缺陷，例如條例中的部分用語可能牴觸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（如藉勢、藉端等），其規範內容疊床架屋，使得刑法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、圖利罪遭到架空，而主張應予廢除^[3]。但就現行法規而言，貪污治罪條例仍是規範公務員貪污犯罪的主要依據。

二、收禮等於收賄？什麼是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」？

（一）法律定義

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」，是指公務員在職務範圍內，以及從事與職務密切關聯的行為時^[4]，違反法令或行政機關內部的行政規則，做出不該做的行為（如不應核發證照卻核發），或是該做的事故意不去做（如應裁罰卻不裁罰），並以此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^[5]。「賄賂」是指金錢或可以以金錢計算的有形財物；而「不正利益」是指賄賂以外，可以滿足人慾望的有形、無形利益，例如介紹職位、筵席款待、性招待等^[6]。

（二）違背職務行為與收受利益間須具備「對價關係」

依照我國實務、學說的見解，公務員違背職務的行為，必須與所收受的賄賂或不正利益具有相當的「對價關係」。所謂的對價關係，是指行賄者與收賄的公務員之間，針對特定的職務行為與相對的利益，產生互為報酬的合意^[7]。

至於是否存在對價關係，法院會從公務員的職務行為內容、雙方的關係，賄賂的種類、金額、時間及場合等進行判斷，並非單純以公務員有「收受禮物」或「接受款待」的行為，就直接認定構成本罪^[8]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存在對價關係，即便公務員假借「餽贈」、「借貸」、「諮詢顧問費」、「政治獻金」等名義收取給付，也不會影響犯罪的成立^[9]。

三、怎樣的行為會犯「圖利罪」？和收賄罪有什麼不同？

（一）法律定義

圖利罪，則是指公務員對於自己主管或監督的事務，明知道違背法令，而直接或間接圖得自己或他人的不法利益^[10]；或對於非主管、監督的事務，明知違背法令，而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為自己或他人圖得不法利益^[11]。也就是說，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圖利罪，可以分為「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」與「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」兩個類型^[12]。

（二）圖利須「明知違背法令」

需要注意的是，公務員在做出違法行為時，必須知道自己的行為違背法令，並且是出於圖利自己或他人的目的，才會構成本罪。如果公務員是因為行政上的疏失，導致他人獲得不法利益，並不會構成圖利罪^[13]。因此，檢察官在訴訟中如何證明被告明知行為違背法令，而具有犯圖利罪的故意，往往是一大挑戰^[14]。

（三）圖利罪與收賄罪的差異與適用關係

首先，可以明顯看出二者法定刑的差異。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的法定刑是無期徒刑、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（下同）1億元以下罰金，相當嚴重；而圖利罪則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，相較之下沒有那麼重。

除了刑度以外，相較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，圖利罪的所謂「不法利益」，限定於「財產上的利益」^[15]，與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較為廣泛的「不正利益」有所不同。此外，圖利罪並不要求存在對價關係，只要公務員的違法行為，與自己或他人所獲取的利益之間具有因果關係，即可構成本罪。因此，圖利罪在實務上會被視為貪瀆行為的「概括規定」（或攔截條款^[16]），如果在弊案中，相關證據顯示被告從事違背職務行為，並有收受賄賂、不正利益之對價，就會觸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^[17]；如果沒有收受賄賂，但以違背法令的行為圖自己或他人的不法利益，仍可能構成圖利罪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賄賂的事務，並不在收賄公務員的職務範圍之內，但該公務員基於職務上的權力、身分，對於承辦的公務員進行關說、施壓，並以此收取財物或不法利益，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不會構成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，而會落入「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」的處罰範圍^[18]。

四、結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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