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詐欺專題】告別「詐騙之島」，我們還需要什麼？專欄／《刑事規範篇》：刑罰的極限？──盤點詐欺犯罪的刑事處罰

為了抗制日益猖獗的詐騙集團，刑事法規作為保護法益的規範，能否發揮功能，是相當重要的一環。面對與日俱增的詐欺案件與受害者，近年刑事處罰規範的修正如火如荼，尤其明顯朝向重刑化的趨勢，與人民法感情若合符節。

然而這樣的方向是否真能發揮功能？本篇文章將簡介詐欺犯罪行為人的相關法律責任，包含刑法詐欺罪章、洗錢防制法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，以及甫於2024年正式上路的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等規範（如附表1），並邀讀者一同思考，刑罰的輕重之間如何取捨。

◎真假詐欺？談詐欺罪的基本概念與「假性財產犯罪」

一般常聽到的「詐騙」，在法律上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們先從理解「詐欺罪」開始，才能逐步建立關於詐欺犯罪的完整面貌。

一、法律上的「詐欺罪」其實是這樣

刑法上的詐欺罪^[1]，是一種財產犯罪，也就是透過處罰詐欺行為來確保人們的整體財產。而它的基本要件，白話來說是犯罪行為人針對可以確認真偽的事實，傳遞錯誤訊息的行為，也就是①施用詐術^[2]。再來則是讓被害人誤判事實，而②陷於錯誤。被害人若因為錯誤訊息而③交付財產或利益給犯罪行為人，被害人進而發生了④財產損害，這整個過程具備⑤貫穿的因果關係，就符合詐欺罪的客觀要件。接著，如果犯罪行為人是出於「一開始就要以前述歷程詐取財物」的主觀想法，法律上就會將犯罪行為人的行為評價為詐欺罪。

隨著犯罪手法推陳出新，刑法針對詐欺罪規定了4種加重的事由^[3]，包含：①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；②3人以上共同犯罪；③透過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；④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^[4]（即如Deepfake技術）或電磁紀錄的方法犯罪。透過以上的方法犯加重詐欺罪，法定刑從普通詐欺罪的2個月至5年有期徒刑、拘役，科或併科最高50萬元罰金，提高為1至7年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最高100萬元罰金。

二、詐欺也有假的？談「假性財產犯罪」的難題

（一）什麼是假性財產犯罪？

在理解詐欺罪的成立要件之後，我們就可以知道，有些情況其實並不會構成法律上的詐欺罪，而是需要訴諸其他法律方式來處理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「假性財產犯罪^[5]」，意指乍看之下會被誤認為財產犯罪，但實際上只是如欠錢不還、拖欠租金等民事債權債務糾紛，而民眾會以提出刑事告訴的方式以刑逼民。

以一般人常見的法律問題來說，大致會涉及民事與刑事法規，而民事法規要處理的是私人之間的權利義務。以財產糾紛而言，例如借款、買賣等債權債務關係，可能會涉及到「債務不履行」的概念，或是需要回歸民法各類契約的規定處理。

（二）假性財產犯罪與詐欺罪的差異

民事上的債權債務糾紛與刑法上的詐欺罪相比，最大的差異就在於當事人的「主觀意圖」，除非有辦法透過客觀證據，證明欠錢或違約者是一開始就抱著詐欺犯罪的主觀意圖，並行使詐術^[6]，否則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，雙方的財務糾紛不符合刑法詐欺罪的要件，就無法透過刑事程序加以追訴、處罰，需要回歸民事法律關係來處理紛爭。例如遭欠錢不還，應透過調解或民事起訴，要求債務人返還借款，而非提出刑事告訴來以刑逼民。

（三）假性財產犯罪的難題

假性財產犯罪造成檢察機關負擔的情況，對於有限的司法資源更是雪上加霜，各類財產犯罪案件進入地檢署後，有將近一半的比例不起訴，而其中多為犯罪嫌疑不足，顯示可能有相當數量的民事糾紛進入地檢署，即使最後做出不起訴處分，對於偵查能量的耗費也相當可觀^[7]。

不過，對民眾而言，要如何辨認一件紛爭涉及民事或刑事法律，或許並非易事，有認為更深層的牽涉到臺灣社會的法律文化衝突^[8]，除了持續宣導、由檢察機關以專股或專組形式處理外^[9]，是否能透過教育來消除法律文化的衝突，降低民眾使用以刑逼民的策略，是仍待嘗試的方向^[10]。

◎詐欺行為伴隨的其他刑事責任

在了解詐欺罪的基本定義，以及隨之而來的各類手法後^[11]，可以發現以詐欺罪為中心，可以開展出相當複雜的犯罪產業鏈，而其中某些參與者的行為未必直接違犯詐欺罪，要如何適當評價他們的行為是否違法，就必須綜合觀察其他特別刑法，包含洗錢防制法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、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等規定，才能建立防制詐欺刑事規定的面貌^[12]。

從直覺的法感情來說，或許會認為加重刑責與擴大處罰範圍能有效遏止犯罪。但究竟應擴大刑事法規的適用，或者應將重心放在行政監管來降低刑事法規的適用，才能更有效地打擊詐騙集團，是需要嘗試與衡量的議題^[13]。

一、錢往何處去？談洗錢防制法

洗錢(Money Laundering)是指把犯罪所得到的收益隱藏起來，讓犯罪偵查機關無法或難以得知收益在哪裡，進而無從發現或檢舉^[14]。而我國的洗錢防制法即是針對洗錢問題的主要法規^[15]，針對特定犯罪^[16]的洗錢行為加以處罰。

（一）洗錢罪的處罰規定

1.一般洗錢罪

從事以下任一種洗錢行為，就會觸犯洗錢防制法規定的一般類型的洗錢罪^[17]，洗錢行為型態有4種：①隱匿犯罪所得或掩飾來源、②妨害國家對於犯罪所得的調查、發現、保全，沒收或追徵、③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的特定犯罪所得、④使用自己的犯罪所得與他人交易。

觸犯一般洗錢罪，會依照洗錢的財物或利益的價值，以1億元為界限，就有期徒刑與罰金刑有輕重之別。在詐騙集團中的基層成員中，協助提領贓款的「車手^[18]」，以及水房裡的「水手」等人，就是典型會觸犯一般洗錢罪的成員。

2.特殊洗錢罪

有「一般」就會有「特別」，洗錢防制法中所規定的特殊洗錢罪^[19]，是指沒有合理來源，卻收受、持有或使用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而有以下情形之一：

①冒名或冒用身分開立金融機構帳戶、虛擬資產帳戶、第三方支付服務帳號。

②用不正方法取得他人的金融機構帳戶、虛擬資產帳戶、第三方支付服務帳號。

③規避洗錢防制程序。

而這樣的處罰規定在立法技術上受到批評，學者建議可暫將它視為一般洗錢罪的補充規範^[20]。

3.無故收受帳戶罪

過往因為蒐集帳戶、帳號的詐團成員，在成員落網前，如果還沒有收到犯罪所得，就不會構成洗錢罪。為了斷開洗錢的鏈結，在2023年針對收受帳戶的行為增設處罰規定^[21]，等於將處罰的階段又再提早。沒有正當理由而透過以下5種方式之一：①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、②以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、③以科技方法製作不實影音或電磁紀錄、④向他人約定交易或交付對價、⑤以強暴脅迫等不正方法，來蒐集他人的金融機構帳戶、虛擬資產帳戶、第三方支付服務帳號，就會觸犯此罪。

（二）一不小心變共犯？──針對人頭帳戶的管制與處罰

人頭帳戶，是指詐騙集團透過各種方式蒐集到的帳戶，用途為收款、製造金流斷點，對集團來說是相當有力的工具，因而如何減少人頭帳戶亦為重要議題。

實務上就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，若確認了行為人的故意，會認為應同時構成詐欺罪的幫助犯^[22]，以及洗錢防制法的洗錢罪幫助犯，2個罪名最終會依照「想像競合^[23]」的規則論以詐欺罪幫助刑責^[24]。其中，針對洗錢防制法的適用，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曾作成裁定^[25]，認為若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給陌生人時，若已經知道帳戶會被用來收取詐欺所得，就應該構成一般洗錢罪的幫助犯。

在大法庭裁定之後，立法者再於2023年就交付人頭帳戶制定了獨立規定，除非符合一般交易習慣，或者基於親友之間的信賴關係等理由，否則一概不許將金融帳戶或虛擬資產帳號交給他人^[26]，違反的人將會由警察機關加以告誡^[27]，並暫停、限制或關閉帳戶^[28]。更設有「特殊交付帳戶罪^[29]」，針對出賣帳戶、交付多個帳戶、遭告誡後再犯等情況設有刑罰規定，來遏止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。

二、團結力量大？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

法律上的「犯罪組織」，是指3人以上，為了犯強暴脅迫、詐欺、恐嚇，或為了犯其他重罪而組成的結構性組織，具有持續性、牟利性等特徵^[30]。而詐騙集團自然符合上述定義，因而以任何法律上所規定的形式參與詐騙集團運作的人，都會觸犯組織犯罪條例而有相關法律責任。

（一）詐騙集團核心與邊陲成員的刑責

詐騙集團的核心人物，在法律上屬於發起、主持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，會觸犯「主持指揮犯罪組織罪^[31]」，刑責為3年到10年有期徒刑，可以併科最高1億元的罰金。

其他參與集團運作的成員，例如水房的水手與水手頭（負責輾轉交付贓款，造成查緝困難者），收簿手（接獲指令後協助蒐集存簿、包裹者）、電腦手（負責傳遞詐術、行騙者），知情的人頭帳戶提供者、車手等人，則可能犯「參與犯罪組織罪^[32]」。但個案中仍有判斷空間，如果詐團中的角色真的不熟悉集團的分工情況，也不能一概認定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^[33]。

（二）詐騙集團「人才招募」的隱憂

基於打擊犯罪組織的目的，詐騙集團招募成員這件行為本身也會受到法律處罰，包含招募他人加入組織、至國外實行犯罪等行為，若成年人招募未成年人加入組織或至國外犯罪，加重其刑至1/2^[34]。不過，即使有相應的規定，未成年人持續涉入詐騙犯罪的問題仍日益嚴重。

「少年車手的數量急速增加是相當嚴重的現象。」雲林地方法院王子榮法官說，「在針對少年以保護處遇為主的觀念下，其實少年更敢作這件事，他們都知道這是不對的，但仍然會聽到少年有『這個暑假要來幹一票大的』這種說法。對會走上少年車手這條路的人來說，利潤是大於風險的。關了之後又怎麼樣呢？對於已經進入犯罪模式的人來說，受到刑罰是他們會習慣的生活模式。刑法的威嚇性可能對白領階級有效，但對少年車手來說則不一定。」

對於詐騙集團而言，少年車手形同免洗筷等工具，甚至發展出固定招募少年車手的流程，而使越來越多受到體制排除的少年，反而透過集體犯罪尋得認同，甚至走向殘忍的集體暴力。必須溯源往教育、社會資源分配等面向，才能尋得改善的契機，透過檢警與司法機關處理少年犯罪，往往是最末端、亡羊補牢的處理方式^[35]。

三、新武器或是新問題？─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

2024年7月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（以下簡稱防詐條例）正式上路，成為打擊詐欺的最新法規，內容包含行政管制、刑事制裁，以及被害人保護等面向。就刑事處罰的部分而言，以刑法詐欺罪為基礎，採取相當重刑化的修法方向，惟上路時日尚短，實務上如何適用，仍待觀察。

（一）依犯罪所得分級處罰

在刑法加重詐欺罪的基礎上^[36]，包含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、3人共同犯之、以傳播工具或不實影音電磁紀錄犯詐欺罪等，防詐條例再以犯罪所得的財物或利益價值作為基準，大幅加重處罰，獲利500萬元加重為3至10年有期徒刑、得併科最高3千萬元罰金；犯罪獲利達1億元以上，將會處5年至12年的有期徒刑，並可以併科最高3億元的罰金^[37]。於有期徒刑與罰金刑部分均大幅加重。

（二）針對多數人參與的情形加重刑責

防詐條例將刑法加重詐欺罪中「3人以上共同犯之」這款事由，提取為一個可以和其他加重事由組合、再次加重的規定。例如3人以上冒用政府機關名義（加重詐欺的其中一種型態）詐騙；或如3人以上在境外架設機房對我國國境內的人詐騙，若行為符合此種「複合加重」的規定，將以刑法加重詐欺罪的刑責為基礎，加重法定刑的上限與下限1/2^[38]。

而針對詐騙集團首腦，即以主持指揮犯罪組織的形式，犯刑法加重詐欺罪（結構完整的詐騙集團，人數必定超過3人）的情況，行為人會面臨5至12年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最高3億元罰金，也重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原有規定。

（三）其他規定

與刑事處罰相關規定者，包含針對僱用人的罰金刑，如果法人的代表人、法人或自然人的代理人、受僱人因執行業務而犯詐欺罪，除了處罰行為人本身，背後的法人或自然人除非已盡監督責任或防止行為，否則也會遭處以行為人所犯詐欺罪責的罰金^[39]。此外，還針對犯詐欺罪者提高假釋門檻^[40]等等。

◎加重刑罰，或許不是詐欺問題的最佳解

提到詐欺，或更廣泛的提到「犯罪」時，希望透過刑罰建立安全感的民情可以預見，尤其在爆發了臺人販運臺人至柬埔寨從事詐騙、洗錢犯罪的事件後^[41]，人們對於詐欺犯罪深惡痛絕，也對於政府打擊詐欺犯罪的成效感到疑慮^[42]，但即使如此，訴諸提高刑罰仍非唯一的解決方式。

一、修法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樣？

從針對人頭帳戶祭出行政、刑事雙軌的新規定^[43]，到防詐條例祭出各種複合加重的處罰模式，其背後的關鍵問題是，如此頻繁的修法步調是否適當？畢竟就算採用成文法的立法技術，也會因為法律文字的侷限，而需要透過實務上對於條文解釋適用的累積，來形成穩定見解，讓法律適用在專業社群中具有共識。

「體制上需要時間來穩固見解，可是面對詐騙，好像常常覺得現有的法律不夠，就一再修法。」針對頻繁修法的議題，王子榮法官指出：「一直修法就會產生不同的見解、新舊法比較^[44]，這樣一來法官手上很多詐騙案件就不太敢結案，因為都在等其他人怎麼判。」

法律一再變動，除了法律實務工作者在起訴、審判上的難題外，更根本的是會影響到法律的安定性，法律的功能也會隨之讓人難以信賴，法律的修正若未切中要害，往往會帶來更多的問題，而非解決問題。

二、法定刑與量刑的輕重之間

「我們的法規主管機關分配很奇怪，司法院主管程序法、法務部主管實體法^[45]，分別而治的結果就是多頭馬車。」王子榮法官直言，法務部回應民眾的訴求，就是加重刑罰。刑度一再增加，但刑庭法官仍需去估算、比較。相較於外界會認為法官輕判，法官自己是綜合觀察手上所有案件，再考慮被告之後復歸社會的可能，最後的判決結果才會看起來相對輕。

刑事處罰是否合宜，就必須把現有的刑事制裁手段與犯罪行為加以排序和比較^[46]，也就是說詐欺罪的法定刑範圍，乃至於個案中如何判決，也必須要和刑事法體系中其他的犯罪，如公共危險、槍砲彈藥刀械處罰條例等綜合比較。如果今天走進麥當勞，發現一包小薯的價格居然和大麥克一樣時，消費者想必會覺得奇怪、不合理，而刑罰孰重孰輕的思考，也同樣需要經過比較，且其中需要考量的因素更加複雜與困難。

對於不同法官之間可能有量刑差異的問題，屏東地方法院林育賢法官則認為，導入量刑委員會及法定的量刑指引制度，讓量刑更加細緻、合理，或許比單純修法加重法定刑度更好。「如此才能夠讓通案的量刑範圍，可以在一個合理的範疇內進行，而不是依照個別法官個人的量刑哲學，或對於犯罪嚴重程度的想法，進行不太確實的個案調控。」

面對詐欺犯罪，除卻還需要多管齊下的其他面向外，單論刑事處罰的範圍、輕重，隨著案例的複雜程度與個案中會遭遇的困難，立法者與法官的每一個決定，其實都需要細細思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