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詐欺專題】告別「詐騙之島」，我們還需要什麼？專欄／《程序配套篇》：面對詐欺犯罪浪潮襲來，法律與制度如何跟上？

被戲稱為「游泳追快艇」的偵查困境，反映出犯罪手法日新月異，法律的修訂卻似乎總是慢了一步的無奈境況。除了一般直覺會想到的「立法加重刑責」之外，法律上還需要哪些面向的配合，來打擊詐欺犯罪呢？

當偵查犯罪的手段受限、證據難以調查與取得，甚至人力與資源不足、缺乏跨部門溝通與整合時，無法有效對詐騙集團成員追訴、處罰，將導致刑事處罰的規範目的落空。為了因應這樣的難題，立法與相關組織等配套資源勢必有所調整，本篇文章將與讀者一起探究相關的程序規定與組織現況。

◎打造防詐快艇──科技偵查法制的建構

科技發展迅速，詐騙集團的手法與工具也持續翻新，然而在打擊犯罪的執行端，檢警所使用的取證手法，只要是涉及到人民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，即所謂的強制處分（或學理上所稱干預基本權措施），皆須法律明文授權，也就是受到法律保留原則的限制。

過去警察試圖以M化車、GPS定位等新興調查手法時，往往可能因為欠缺法律授權，導致證據無法在法院的審判程序中使用，而讓被告獲判無罪。就民眾的視角來說，是恐龍法官縱放人犯，而從警察的角度而言，追查犯罪的努力遭到法院否認，但法院的角色，是必須嚴守法律的界限，否則無異不計代價發現真實，動搖整體的法律秩序。而這樣的窘境源於立法的欠缺，幾乎可說是「詐騙手法上太空，偵查工具殺豬公」的情況。

對此，刑事訴訟法於2024年7月新增了特殊強制處分章節，在相對法官保留的密度下，為科技偵查欠缺法律基礎的困境尋求初步解方，然而此次修法留下程序救濟的漏洞^[1]，是否能完全處理問題，仍需要時間考驗^[2]。

一、天涯海角找到你──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使用爭議

全球衛星定位系統(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, GPS)，是透過24顆衛星平均分布，透過向地面發射衛星訊號、地面使用者接受此訊號，求得衛星與地面接收儀間的距離，與各接收儀之間的基線向量，來完成導航定位與各種測量作業的測量系統。它可應用在飛機、船隻等運動器具的導航與定位上^[3]。

而在偵查實務上，則可用於查緝走私或運送毒品的船隻、車輛等載具。過往曾有一段時間，法院實務對於公務員能否使用GPS蒐證的適法性並未正面回應，直到2017年一則最高法院的判決，正式對此問題提出詳細的說理，也為修法前的GPS偵查問題提供相當的判斷指標^[4]。

最高法院認為，GPS對於隱私權的干預相當重大，基於GPS可以連續多日精確掌握車輛及車輛使用者的位置、移動方向、速度、停留時間等資訊，進行分析比對後也可以推測出車輛使用者的作息與行為模式，對於隱私權的侵害甚大。而且欠缺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明確授權，更甚者，違法使用GPS的公務員還可能構成刑法上的竊錄非公開活動罪^[5]。對此，雖然最高法院的論理有更進一步深究的餘地^[6]，但也揭示GPS偵查必須要由法律明文授權的必要性，然而自此而後，相關的立法進度仍極為緩慢。

本次修法明文授權GPS用於偵查，除了可對於被告／犯罪嫌疑人實施之外，如果有相當理由可以認為第三人與本案有關聯時，也可以對第三人實施。而考量到GPS可獲知的資訊量，將使用時間限制在原則上不得連續超過24小時，或不得累計超過2天，除非由法院核發許可書才能延長至30日^[7]。

二、你終究要用M化車的？──解密M化偵查網路系統

M化車的正式名稱為「M化偵查網路系統」，在比較法上稱為「國際行動用戶識別碼截收器」(IMSI-Catcher)，可用於偵測手機的國際行動設備識別碼(IMEI)與國際行動用戶識別碼(IMSI)，對於手機追蹤定位與監聽手機門號通話^[8]。M化車能夠限定150-200公尺內、垂直高度15樓左右的範圍，再配合「歸向設備」與犯罪嫌疑人的行動裝置進行「靜音呼叫」，藉此追查犯罪嫌疑人的精確位置，對於偵查中進行拘提逮捕、搜索扣押等措施極有助益^[9]。

然而，M化車作為可以蒐集手機資訊此等個人資料，干預隱私權與資訊自主權的措施，在過往偵查實務上，卻只有內政部刑事警察局訂定的「執行M化定位勤務作業流程」作為M化車的相關規定，而無法律層次的授權^[10]，因而被法院認定是違法的偵查手段，其所蒐集到的證據，也需要以刑事訴訟法中的權衡條款來判斷^[11]。對此，新法明文賦予檢警調查行動通訊設備資訊的權限，並有30天的基本期限^[12]。

三、科技偵查的展望

GPS技術與M化車等科技偵查方法的使用，在我國實務與學說上，向來以關注人民基本權受到何種侵害，以及所追求之利益間的衡量，與比例原則的操作。而此種策略的爭議核心往往聚焦在基本權的種類、侵害程度、制度設計有無缺漏而導致受干預者能否救濟等問題^[13]。

然而有力見解則認為，前述傳統論述模式並非毫無缺點^[14]，而可嘗試從經濟分析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出發，透過對受強制處分人的隱私侵害危險性，以及偵查效益等因素，思考如何建構相關法制，相較於抽象的法理論述，成本效益分析是不同的論述途徑^[15]。

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如深偽技術(Deepfake)、生成式AI、聲紋、以及許多通訊軟體基於其保密功能、境外因素，而難以或甚至無法配合資料調取，都會使詐騙集團的工具更多，導致偵查追訴的工作更加艱難。固然不能為了打擊詐欺犯罪而使偵查法制恣意擴張^[16]，但只要善加規範與利用，科技偵查未必如洪水猛獸，尤其科技偵查的應用不限於詐欺案件，另如偵辦販毒、擄人勒贖等犯罪，亦有相當迫切的需求，倘若根本沒有科技偵查法制，就更無從驗證其損害與效益、並持續改進，那麼打擊詐欺的目標就更顯緣木求魚。

◎變質的在野法曹──與通靈律師的鬥法

近年屢屢傳出如警察等公務員^[17]、銀行員^[18]，甚至法律專業人士^[19]與詐騙集團合作的憾事，除了重傷社會對從業人員的信賴以外，也讓對抗詐騙集團的困境更雪上加霜。

之所以將與詐騙集團勾結的律師稱為「通靈律師」，是當詐騙集團基層成員甫一落網，就突然有律師冒出來為他辯護，彷彿會通靈一般。但實際上這些通靈律師是由詐騙集團的監控組所通風報信，到現場可能並非真心執行辯護工作，而是協助盯梢，確保基層成員不會供出上游成員。這些不肖律師的惡行，也引起對偵查中辯護權的爭議，以及對於律師汰除機制的討論。

一、被告防禦權保障與律師行使職權的界限

首先必須確認的觀念是，「律師為詐騙集團成員辯護」本身並沒有違法或不妥，為了確保程序公平，刑事訴訟法禁止不計一切代價發現真實，任何刑事案件的被告，都有權利請律師為自己辯護、確保自己法律上的權益^[20]，例如若受到不正訊問、違法搜索時，律師可協助被告依法提出救濟。但如果律師跨越了合法職務的界限，利用自己的法定身分協助集團探聽案情，或盯場確保人頭帳戶提供者不會供出上游^[21]，乃至於指導集團份子做出不實抗辯，這些行為不僅逾越了律師的分際，也有觸法之虞，且已有律師因此遭起訴^[22]。

也因此，引發對於律師在偵查中行使辯護權的討論。基於憲法對於訴訟權的保障^[23]，律師在刑事案件中為被告行使辯護權的界限，在憲法法庭（含過去大法官會議解釋）已累積諸多見解，肯定了接見受羈押被告的秘匿權^[24]、偵查中卷證獲知權^[25]、辯護人在場筆記權^[26]、事務所不受搜索權^[27]等等。為了維繫公平審判原則，不能因為不肖律師濫用其權限，就輕易放棄相關的制度保障。而有實務工作者認為，可嘗試透過限制律師閱卷權方式、增加浮水印，可降低外流風險、提高事後追訴的調查^[28]；以及強化懲戒的有效性、擴大除名處分適用，來避免律師濫用職權^[29]。

二、通靈律師的行為模式與懲罰

通靈律師與詐騙集團形成緊密關係，甚至已可說是集團份子，亦有律師協助以轉介案件為名，建立通靈律師網。實務上有檢察官將之分為不同類型^[30]：

①「通靈洩密型」：律師主要是受到集團上層委託，而且可能已經事先找好基層成員親友簽署委任狀，當基層成員一落網，通靈律師就立刻出現來幫他辯護，但實際上基層成員只是棄子。此時律師再利用職務之便，來監控這些底層成員的言行，且洩露偵查機密給上游成員，確保詐騙集團重要成員不易被追訴。

②「律見串證型」：如果集團成員都被羈押，那律師可能會透過到看守所律見的機會，濫用法律上確保被告與辯護人秘密溝通的權限^[31]，幫忙詐騙集團成員彼此串供。且由於秘匿特權，使得檢警無法蒐證或紀錄串證過程，在濫用辯護權的類型中，為最難查緝與定罪的情況。

然而，這樣的行為，初步而言僅會構成刑法上的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，刑責為2個月至1年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9千元罰金^[32]。除了刑事責任相對較輕外，以近年涉及洩密的律師懲戒結果而言，多以停職、警告為主^[33]，這樣的作法是否足以遏止潛在通靈律師，可能還有改善的餘地。另外，律師若可判定為詐騙集團一份子，並從事相關犯罪行為，除了洩密罪以外，也會依據個案情況，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、洗錢防制法、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當中的相應刑責^[34]（如圖1）。

「其實律師或會計師等專業人士如果涉入其中，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，國外的研究報告就有提到，專業人士所造成的損害至少就佔了3成。」新北地方檢察署王凌亞檢察官表達了對於專業人士涉案的憂心，「一般來說對律師都會有信賴，所以律師通常不是檢察官的首要目標，常常是在偵辦過程發現律師有妨害偵查的動作，才會特別注意律師有沒有什麼違法行為。」

三、律師懲戒與執業指引的必要性

「為什麼這麼多律師涉案？可以說是長期律師倫理、律師懲戒功能不彰的結果。」雲林地方法院王子榮法官沉痛表示：「如果律師因教唆偽證而被停權3個月，只是不能出現在法院執行職務而已，但私下還是可以繼續經營自己的律師工作，而且對這類律師來說，被懲戒或許更能博得詐騙集團當事人的信賴^[35]。」。對於此持續惡化的議題，相關機關也在持續研議策略中^[36]。

以律師懲戒而言，若與詐騙集團勾結而犯罪，經法院判刑確定，或其他違反律師執業規定、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情節重大等法定情況，應付律師懲戒，而最嚴重者為除名處分，一旦律師遭到除名處分，律師證書也會被廢止、終身不得再合法擔任律師^[37]。為了明確律師懲戒的範圍，行政院法務部提出了律師法修正草案，針對領有律師證書，但沒有加入律師公會的非執業律師，如果犯罪或違法執行業務有害律師業，則法務部徵詢全國律師聯合會意見後，應廢止其律師證書^[38]，後續修法動態與效應值得觀察。

「最近的事件並不會影響我承接詐欺案件的意願，不過倒是提醒了我無論在承辦什麼案件時，都要更注意相關的法律界限，以免因為一時的思慮不周，影響未來的律師職涯。」法律百科作者「凹豆律師」王綱認為，除了嚴加懲罰明知故犯的從業人員以外，以律師的角度而言，會更需要在職訓練，讓律師更清楚法律服務的分際，同時也能學習到遭遇類似事件時，較妥適的應對、處理方式。

畢竟偵查中的資訊仍然有對適合的對象適度揭露的必要性，如果要求律師對於所有獲得的資訊一概保密，也很難確實執行實質而有效的辯護。對此，全國律師聯合會也推出了「辯護人辦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露指引」草案^[39]，對於律師擔任辯護人、辦理偵查中案件時，有哪些不可跨越的紅線，有較具體的說明，也期待此指引未來能發揮功能，為刑事辯護律師擔心動輒得咎的窘境尋求解方。

◎人力有限，詐欺案件無窮

打擊詐欺的過程中，不論對犯罪事實的調查與掌握，乃至於後續法律知識的運用，法律實務工作者的任務都至關重要。詐欺案件不僅被告與被害人為數眾多，需要整理多到爆炸的犯罪事實、金錢流向等證據資料，且近年相關頻繁修法，也讓法律的解釋適用爭議異常繁雜。隨著血汗司法的現況沒有改善，不斷傳出法官、檢察官健康亮紅燈的憾事^[40]，也透露出巨大的警訊，如何紓解第一線實務工作者的工作負擔，已經是迫在眉睫的議題^[41]。

一、打擊詐欺，資源與人力不可少

面對詐欺犯罪，除了需要刑事處罰規範與前述的科技偵查等規定外，即使有好的工具，也需要能操作工具的人們。面對數量急速成長、個案情節極複雜的詐欺案件，從業人員也只是血肉之軀，如果沒有充足人力分工合作，無法有效處理如此大量的案件。

以法院系統而言，有法官投書指出，司法院的人力評估機制與實際情況有相當的落差，在各項法律見解與措施盡可能保障參與法律程序者權益的情況下，員額窘迫的司法人員難以面面俱到。配合結案數字做為法官管理考核機制，基層輔助人力（如書記官、法官助理、事務官）又不足以應對持續增長的收案量之下，除了基層法官，輔助人力也等於持續被壓榨，而難以建構正常健康的司法環境^[42]。

而檢察機關也遭遇到相同的困境。以雙北、桃園地檢署為例，在檢察機關人力持平的情況下，近5年新收詐欺案件增長了4倍左右。且隨著新興金融商品與應運而生的詐欺手法推陳出新，除了作出判決曠日廢時之外，大量的資料與金流比對，也讓檢察機關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，才能整理出起訴事實。因而倡議應修正法院組織法規定，盡快增加檢察官助理編制的呼聲也越來越高。如有足額的檢察官助理協助處理大量的資料處理工作，與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各司其職，才能更有效率地處理案件^[43]。直到2024年11月，立法院才正式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的修正，使檢察官助理的設置明文、法制化^[44]。

王凌亞檢察官具體分享了檢察官助理在實務工作上的重要性，「有助理幫忙做附表、處理行政資料的幫助真的很大。自己從頭開始對金流、寫附表，可能要花上1.5小時，但如果有助理先做完資料，後續再對資料確認，可能快一點只需要花10到20分鐘，省下來的時間還可以再多辦2個案子，有協辦資源對整體來說真的改善很多。」

人力問題亦不只涉及打擊詐欺，而是更廣泛的如何面對刑事犯罪、如何建構良好的司法系統等議題。而其中死而不僵的詐騙集團更是讓上述問題漸趨嚴重的一大因素，如果沒有投入適當的人力與資源與之對抗，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任務^[45]。該如何合理分配資源，考驗司法行政部門與立法者的智慧。

二、橫向溝通的重要性──「被告全國總歸戶」計畫

「詐欺案件量很多沒錯，但更難的是各地偵辦，但證據跟訊息沒有橫向流通，等於各地方檢警可能重複辦同一個案件、做相同的事情，後果就很可怕」。王子榮法官提到，如果沒有地檢署間的橫向連結，除了對被告程序不利之外，對被害人而言，除了取回財產的機會渺茫外，還得要到各地接受詢問、作證，耗費大量時間心力。

對此，檢察機關推出了「幫助詐欺被告全國總歸戶」計畫，讓警方將報案的同一人頭戶全部移送到戶籍地警局，再移交同個地檢署偵辦^[46]，這樣的做法是為了避免一個案子被分散到數個地檢署，導致案件難以整合的困境^[47]。不過，也有檢察官認為，總歸戶計畫雖然略為舒緩檢警的工作壓力，且在帳面上案件量減少，但差異僅在於計算方式，所以實際上被害人數量並未真的減少^[48]，整體而言仍有改善空間。

「對檢察官來說這應該算是……遲來的正義吧哈哈，」對於歸戶制度的問題，王凌亞檢察官分享了實務上的改變，「除了重複移送、重複辦案之外，以前不同警局的資料品質又參差不齊，要花很多時間調帳戶資料來比對，而且如果檢察官重複起訴，法官就必須下免訴判決，如果一個沒篩到，還可能要非常上訴來解決，就整個系統的時間都虛耗掉了。」歸戶制度之外，相關的資料整合也很重要，「例如165反詐騙的系統可以把各地被害人的資料統整起來，警察做完筆錄上傳，就可以讓檢察官調到，或數發部跟銀行也有整合金流資料的平臺，可以節省很多行政資源。」

◎沒有制度配合的刑罰規定，就像沒有醬汁的炸蝦

面對詐欺犯罪的嚴峻考驗，司法審判與偵查端雖然並非毫無作為，但在過程中仍因立法遲滯、資源有限等因素，而呈現左支右絀的境況。有若干意見或許聚焦在「罰不夠重、關不夠久」而將重點放在刑罰的輕重與否^[49]。但在回顧前述問題後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刑罰規定除了並非唯一解之外，它其實也需要相應的制度配合，才能實現^[50]。

相關的改善措施如何改善並落實，仍需仰賴相關機關如何發揮其職責與功能。而身為關心公眾事務的閱聽群眾，也可以慎選資訊來源，並透過各種管道與討論，讓公眾討論發揮功能，有效傳達民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