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詐欺專題】告別「詐騙之島」，我們還需要什麼？專欄／《宣導監理篇》：詐欺的薛西弗斯之石──如何從源頭對抗詐欺犯罪？

希臘神話中，因為欺騙諸神而被懲罰的薛西弗斯，推著永遠會掉下來的大石，而讓「薛西弗斯的石頭」成了沒有盡頭又徒勞無功的形容詞。而這儼然是近年司法、偵查機關對抗詐欺犯罪的寫照，除了辦不勝辦的基層車手、提供人頭帳戶者以外，政府機關的宣導對於減緩詐欺的效果似乎也有限。

詐欺犯罪究竟造成社會多嚴重的負擔？打擊詐欺犯罪的困難從何而來？而各種對抗詐欺犯罪的嘗試，是否能達成目的呢？本文將與大家一起關心詐欺犯罪的現況，並邀您一起觀察法律與政策面的展望。

◎我們真的生活在「詐騙之島」上嗎？談詐欺犯罪的現況

隨著詐騙集團猖獗、詐欺犯罪的數量節節高升，臺灣作為「詐騙之島」的名聲屢屢見諸媒體^[1]。而生活在這片島嶼上的我們，對於詐欺犯罪了解多少呢？詐騙的財產損失，從近5年約數十億元新臺幣^[2]，到2024年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的打詐儀錶板上線後，每日更新的財產損失都極為可觀，以2024年9月為例，光單月的財損就近119億元^[3]，推算全年財損將遠超歷年紀錄^[4]，顯示詐欺犯罪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問題。

一、由數據看詐欺：持續成長的巨獸

依據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發布的刑案統計^[5]，2023年各類刑案發生比例，以公共危險罪(17.32%)居冠，竊盜(15.27%)次之，毒品犯罪(14.27%)第三，詐欺(12.27%)則位居第四。以2014年至2023年刑事案件發生的趨勢來看^[6]，詐欺犯罪在過去10年是位居國內刑案數量前5多的主要犯罪類型，且「案件數」呈現增長趨勢，而自2017年納入統計的洗錢犯罪，發生數量亦呈現增長的趨勢^[7]。相較而言，反毒也是政策上的重點^[8]，而毒品犯罪案件數在近5年則呈現下降趨勢。

而以檢察機關收案後起訴的「人數」來看，詐欺犯罪也逐步上升^[9]。於2023年，案件數比例最高的公共危險罪，起訴人數為36,545人。反而案件數較少的詐欺罪，起訴人數竟高達38,362人，在所有犯罪中僅次於洗錢防制法的43,386人。考慮到詐欺罪的集團化特性，雖然詐欺罪佔警政統計的「案件數」比例僅居第4，但起訴人數則可能因為實際參與者眾多，即使刑事案件可能另有不起訴、緩起訴等終結案件的方式，但起訴人數仍高居第2，且起訴人數居冠的洗錢防制法，其中也可能有部分是與整體詐騙集團的運作有關，顯示投入詐欺與相關犯罪的人數相當可觀。

由於近年詐欺犯罪的規模、犯罪所得與過去已有相當的差距，為了聚焦於近年的概況，圖1取2023年起訴人數名列前6的犯罪類型，於近5年的排名變化（洗錢防制未進前6時未標出），可觀察到詐欺與洗錢起訴人數的趨勢：

從統計數據來看，詐欺犯罪固然可觀，但詐欺犯罪更嚴重的問題，在於有用之不竭的基層成員，即使大幅偵辦、審判，如同希臘神話中砍掉頭顱還會再生的九頭蛇^[10]。「詐騙集團與其他犯罪集團完全不一樣，」雲林地方法院王子榮法官直指詐騙集團最大的特徵，「一般的犯罪集團，如果辦到核心人物，至少會沉寂個幾年。但如今的詐騙集團本身甚至被當作一種投資標的，辦完一批又是一批，前仆後繼，可能表面上還有合法的外觀掩護，怎麼辦都不會消失。」而警方大量投入資源查緝的人頭帳戶、領款車手、取簿手，對於詐騙集團核心成員來說，只是如免洗筷的存在，帳面上破案的數字相當可觀，但無法瓦解背後的詐騙集團^[11]。

另外，詐欺罪的統計數據與方法本身也需要再商榷，例如被害人若遭詐1次，但款項匯入3個不同人頭帳戶，可能被警方分3件移送，而造成發生數、破獲數等統計數據與實情不符，且追查對象大部分為基層的人頭帳戶提供者或提款車手，對於瓦解詐騙集團的效果仍有限^[12]。除統計方法的問題外，還存在潛在的犯罪黑數，因此詐欺犯罪的案件數極可能高於現行統計數據，全力打詐已經刻不容緩。

二、打擊詐欺的系統內問題

防制詐欺所涉及的面向極為廣泛，除了最基本的教育宣導外，舉凡與人們的社交、經濟生活相關的面向，如金融機構、電信服務、網路平臺、第三方支付等，都有防堵風險的必要。而以制度面來說，也需要適當的立法以及授權行政機關訂定相關辦法間相互配合。有了具體規範後，尚待警察機關維持治安與輔助偵查，以及檢察機關、法院藉此進行追訴與審判工作。對於政府機關部門而言，打擊詐欺的目標雖是普遍共識，但要如何達成、達成的方式為何，各部門間可能會有權限或作法上的衝突，有待整合與釐清。

（一）機關間的歧見與整合難題

行政上的橫向溝通與整合問題，可以從行政院成立的打擊詐欺指揮中心觀察^[13]，於2022年9月，刑事局與NCC協力促使蘋果手機新增過濾垃圾訊息功能，使用戶免於詐騙訊息^[14]，然而機關之間的協力仍舊相當困難。

「詐欺犯罪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洗錢，詐欺的犯罪態樣跟定罪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難，但如何監管來防制洗錢、追回金流才是困難的。」新北地方檢察署王凌亞檢察官指出，除了銀行以外，如融資公司，甚至當鋪都是需要監管的對象，但相關主管機關各不相同，有的是金管會、有的是內政部^[15]，彼此間很難一致。「而詐欺或洗錢防制在前端如果沒有做好，只靠後端法官跟檢察官拼命辦，呈現一個頭輕腳重的狀況，還是無法解決問題」。

例如檢察官在打詐中身處偵查、起訴的角色，對於打擊詐欺源頭的呼聲與需求相當迫切，但其中涉及的事項除了主管機關不同，甚至立法遲滯或不足之處。對此，檢察官持續向主管機關與立法部門喊話^[16]，也曾因為刑事訴訟法關於救濟條款修法的議題而有意見上的歧異^[17]。在在凸顯實務上若干需求，仍需要持續溝通與調整，才能讓機關間彼此配合。

（二）警察績效掛帥與執法疏漏的弊病

系統內問題的具體問題，僅舉警察機關極待商榷的績效考量為例，2018年內政部警政署曾制定「斬手專案」，此「手」是指詐騙集團車手而言，如果警察拘提詐欺案件車手，可以提升績效獎勵。然而此重賞卻引發不同分局間警察爭相濫行拘提車手，更甚至有警察不惜偽造到案通知書、再向檢察官騙取開立拘票來拘提車手，遭判假藉職務上機會行使偽造公文書、假藉職務上方法剝奪行動自由等罪^[18]。凸顯警察機關單純以績效、獎勵為考量，但並未全盤顧及偵查效能，也未確實遵守正當法律原則拘束，反而產生侵害人民權利的惡果^[19]。

且事後當事警察所屬機關的公關說明，認為檢察官起訴員警違法行為，將打擊警員士氣、反而助長詐騙集團氣焰^[20]，警察機關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忽視警察的行為根本是違法而非執法，並未切中問題核心。警察作為重要偵查輔助機關，斬首專案前車之鑑也顯示，如果未確實依法行事，不僅會使程序出現瑕疵、無法追訴詐騙集團，也會使潛在的無辜民眾受害。

◎小心愛錢騙子──現行的防詐宣導足夠嗎？

在大眾運輸工具或是各種公眾場所中，經常可以看到反詐騙廣告的身影，從歌手、演員、財經名人、YouTuber到啦啦隊女孩，紛紛投入防制詐騙宣導，能感受到政府機關嘗試提高觸及率、突破同溫層效應的意圖。相關單位如CIB刑事警察局、行政院政策影音站等政府部門也在YouTube頻道製作許多的反詐騙廣告，偶爾手機響起簡訊提示，反詐騙簡訊也並未少過^[21]。然而民眾對於詐騙宣導與防制的滿意度有限^[22]，詐欺案件數量依舊可觀，不禁令人困惑，防詐宣導的效果到底好不好呢？

一、反詐宣導如何跟上詐騙集團？

依據NCC的調查報告，有65.9%的臺灣民眾曾遇過詐騙訊息，途徑包括行動與市內電話、通訊軟體與社群媒體^[23]。而一個詐騙集團的廣告投放預算可能高達2億元^[24]，相對於此，政府的反詐宣導預算一度相當有限，於近年則有提高預算的趨勢^[25]。

「我認為在事前預防部分，最為關鍵的可能還是在於防詐的宣導方面，畢竟詐騙集團變換詐騙手法的速度實在太快，透過監管詐騙集團利用的工具或平台的方式進行打詐，往往跟不上詐騙集團變換手法的速度。」法律百科作者「凹豆律師」王綱認為，宣導對於減少被害人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素。「反之，如果能讓更多人都認識到詐騙集團常使用的手法，彼此提高警覺、互相提醒，才更有可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只是要如何增加宣導的普及度，讓不常看電視或使用網路的族群也能接收到這些資訊，就有勞政府機關繼續努力。」

近年的政府宣傳，除持續安排預算進行打詐宣導外，也逐漸擺脫過往民眾對於政令宣導普遍認為平鋪直敘，甚至可說乏味、公式化的印象。例如與YouTuber合作拍攝影片宣導，不只是單純拍攝一支短廣告，而是可以配合該名YouTuber的影片風格^[26]，對於向來保守的公務機關而言，是值得注意的趨勢。而即使從留言來看民眾反應不一，臺灣證券交易所YouTube頻道的反詐騙宣傳_愛錢的騙子MV也創造超過100萬次點閱的流量，顯示出不同風格的宣導足以讓民眾注意到。

二、誰在關心反詐宣導？

「我不覺得事前預防有少欸，目前都有鋪天蓋地的宣導，那個柔性宣導的量非常夠，很多人其實是選擇不看不聽。」雲林地方法院王子榮法官對於詐騙宣導則有不同的看法。客觀來說，防詐騙宣導會出現的場合與管道相當廣泛，即使撇除難以接收相關訊息的人^[27]，有資源與能力接收訊息，但仍誤入詐騙陷阱，或甚至從事「偏門工作」的人恐怕仍不在少數^[28]。

以2023年詐欺案件分析統計針對約6萬名被害人的分析來觀察^[29]，被害人教育程度普遍都在高中以上（含在學、肄業、畢業），僅9.23%的被害人為不識字、自修，或僅有小學、國中等學歷；而以受害人的職業分析來說^[30]，佔比最多者為服務（不含保全人員）工作人員(36.27%)，其次為學生(9.07%)，再來則是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(8.2%)。而從被害人的年齡來說，絕大多數集中在18至39歲，合計共佔被害人比例57.14%，而60歲以上年長者的比例為13.59%，相對較少^[31]。從數據所描繪的詐欺被害人分布來看，他們並非沒有管道或資源接受反詐騙的宣導，那詐騙宣導出了什麼問題呢？

「事前預防方面，就個人了解，民眾對於洗錢防制的關心有限，多數被告到法庭來，儘管不一定是真實情形，但多半都會說涉案後才知道有洗錢防制的相關規定。」屏東地方法院林育賢法官提出個人的觀察，「不過，如果這種說法屬實，若觀察幫助詐欺、幫助洗錢相關的人頭帳戶案件，從2000年以後就層出不窮，迄今已有20餘年，但猶未消停，可見國民對於相關案件的認知，如果不是一知半解，就是缺乏關心。儘管國家有很大的宣傳力度，也可以從金融機構端的確認稽核，形塑管制力道。但如果不是讓這一認知更為徹底推廣，例如積極的法治教育或洗錢防制認知教育，或是學校教育深入地宣傳，一般人對於不涉及切身問題的事項，恐怕無法僅透過廣告、傳播媒體的投入，就認為已經可以達到事前預防了。」

由上而下的政策宣導，相較於切身之痛或發生在自己的親友、重要他人身上時，感受會截然不同。且政策宣導不一定有辦法呈現個案中的具體細節，光是描述詐騙的手法與宣導罰則，也較難讓民眾產生共鳴。反而更關心政府機關宣導且須隨時轉移陣地的，恐怕是詐騙集團。身為律師的王綱也觀察到了這個現象：「隨著政府、媒體不斷宣導不能任意出售人頭帳戶、手機預付卡門號供他人使用後，詐騙集團似乎在取得人頭帳戶或門號上面臨了一定困難，所以開始改以『求職詐騙』、『貸款詐騙』等方式來取得人頭帳戶或門號，近幾年這種因為『受騙』而捲入詐欺相關犯罪的案例也就越來越多了，也成為我辦理詐欺相關案件的大宗。」

「反詐宣導還是得要更新犯罪手法啦^[32]，其實常常宣導的那些手法十幾年前就有了。」王凌亞檢察官認為，相關宣導依舊有改善空間。「雖然還是很多人會因此被騙，而宣導也常常被懷疑到底有沒有效果，但以政府的角度來說不可能不做，也希望可以嘗試不同管道去推，讓使用不同媒介的人都能接觸到反詐訊息」。

◎阻斷詐團資源的重要性

如同準備一場馬拉松，需要控制體態、適度訓練、選用合適的裝備，結合諸多因素才能完成。對抗詐欺犯罪同樣不單純只是加重處罰，更仰賴行政監管，封鎖詐騙集團用來犯罪的工具與管道，才能真正朝向打詐的目標邁進^[33]。而相關監理措施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（簡稱防詐條例）規定，直到近年才隨著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」此重點政策，有了相當的進展，然而進展速度是否趕上了詐騙集團？在打詐新制上路後仍需繼續觀察^[34]。

一、金融面的管制與監理

包含金融機構與提供虛擬資產服務的事業，在防詐條例上路後，被課予各項查核與保存資料責任，亦須配合進行暫停、解除交易功能等措施^[35]。近年民眾至銀行開戶，對於開戶審核的難度應該也相當有感，但以人頭帳戶所造成的危害來說，築起嚴格的壁壘仍有必要。

「曾有一個被告短時間內辦了十幾個銀行帳戶，就一直跑去辦。銀行行員問他說為什麼這麼密集地辦帳戶，被告只說是為了開戶好禮，結果銀行就讓他開。但是一個人在兩週內辦那麼多帳戶，難道銀行不覺得可疑嗎？。」王子榮法官分享了手上已經確定的案件，也說明銀行端需要調整的地方，「其實應該強化金融監理，包含盡職調查（due diligence, DD），來增加開戶的成本。銀行帳戶是一個很重要的拼圖，這塊處理好，後面就不會有這麼多問題。早期銀行的監理可以說是落後的，當然近年比較有改善，但還是希望銀行能做到更多。」

金融機構與警方協力阻止詐欺發生的成功事例並不罕見，而銀行端對於協力打擊詐欺也並非毫無作為^[36]。然而，在銀行監理有所進展之後，詐騙集團隨即將眼光放到虛擬貨幣上，而許多未受監管的「個人幣商」成為詐騙集團洗錢的新藍海，亟需幣商登記等監理措施，配合虛擬貨幣辦法^[37]、金融檢查、罰則等面向來遏止虛擬貨幣洗錢的問題^[38]。

「詐騙集團利用虛擬貨幣洗錢已經是相當嚴重的現象，而且對於追查虛擬貨幣的方法，地檢署還沒建立起來，執法端對於犯罪發生在哪裡，往往處於被動。」王凌亞檢察官坦言，面對新興技術仍有進步空間，「虛擬貨幣是新的技術，對檢察官來說，比較傳統的金融知識可能還可以研究一下，但對於虛擬貨幣這種新興議題，很難在工作之餘抽出時間來學習，當然詐騙集團也不是全部的成員都懂，但相對來說檢方懂的人還不夠多。」

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如社交軟體、虛擬貨幣等新技術崛起的今日，其特性往往可能會遭到犯罪者的注意與利用，對於法律與追訴、審判者而言也是嚴峻的考驗。

二、一卡在手，詐騙無窮？電信管制措施的重要性

由於詐騙集團大量利用漫遊門號，製造查緝斷點的情況屢見不鮮，而不法業者私下製作販售的比特卡、黑莓卡^[39]，有特殊加密技術、溯源不易，也成為詐騙集團的利器。面對這些工具，迫切需要如NCC等主管機關的監管^[40]。

針對手機門號問題，司法能發揮的功能相比前端的監管薄弱許多，王凌亞檢察官分享了實務上的困難，「因為其實也不容易起訴，現代生活中一個人要使用複數門號的理由太多了，除非有相當的跡象可以證明，例如有公司是一次買上千個門號做詐欺，就相對比較明顯。否則如果是一個人多申辦一兩個，外觀上很難說有什麼詐欺嫌疑。」

而防詐條例新規，則課予電信業者相應責任，落實申請電信服務者的身分查核，並提高業者在面對用戶申請、轉讓電信服務，以及申辦國際漫遊時的查核義務，和後續對於用戶資料的核對或登錄。若電信服務用戶或實際使用者涉嫌詐欺，業者應配合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的通知，限制或停止提供電信服務等規範。對於未依法配合的電信事業，也祭出相應的罰則^[41]。

三、數位經濟的前景與陰影

在科技進步與COVID-19之後，人們的生活模式有了相當大的轉變，但同樣的，相關技術與資源帶給人們許多便利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成為詐騙集團加以濫用的途徑，而有介入管制的必要。相對於金融與電信監管，防詐條例以「數位經濟」這個框架，納入了網路廣告平臺業者、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^[42]，還有電商業者及網路連線遊戲業者的監管，而這樣的規範模式是否適當，或許值得商榷。

針對網路廣告平臺業者，防詐條例要求業者須公開揭露營業資訊，亦要求國外業者必須指定國內的法律代表，並向主管機關提報相關資料。當業者推播的廣告涉及詐欺內容時，必須配合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的通知，停止播送或先行限制接取、瀏覽，甚至移除相關內容。第三方支付、電商、網路遊戲等業者，亦須配合查核用戶身分、保存用戶資料、配合政府控管或暫停服務等措施^[43]。

其中，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的初衷，是透過第三方介入，降低買賣雙方爭議，讓交易更加安全可靠，然而卻也因為其代收代付的模式，而衍生詐騙集團以信用卡服務、虛擬帳號與超商代碼等手段洗錢^[44]，且基於業者數量過多，未確實納入監理、報酬極高、過往僅有行政罰鍰而罰則過輕，線上交易難以掌握客戶全貌，以及第三方支付業者遵法意識薄弱等問題^[45]，導致第三方支付服務業成為洗錢的重災區，而亟待加強相關監理措施以因應^[46]。

◎抗制詐騙，每一步都是關鍵

「詐騙之島」的惡名常見諸國內媒體，然而不只臺灣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，也苦於詐欺犯罪之害^[47]，且同樣需要多管齊下來防制詐騙。將視角轉回臺灣，除了刑罰規定之外，前述種種措施也同樣不可或缺。於防詐條例或監管措施中，都需要各主管機關的協力，否則打詐綱領就形同一輛沒有引擎的車，無法發揮功能。而除了法律以外，民間業者與民眾的協力也都是能帶來進展的因素^[48]。

對此，民眾不論是站在單純的消費者、各項服務的使用者的角色，或者是站在業者的角色，對於這些概況也需要持續關注與了解，才能避免自己的行為落入違法的範疇，甚至有遭詐團利用與牽連的風險。